合作是科研过程的关键环节，但当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一对爱侣时，还会带来一些其他关系所不具备的优势。我们一起看看那些著名的科研爱侣是如何将科学与生活融为一体的。
克劳迪娅·费尔泽和斯图尔特·帕金在戈壁沙漠（Gobi Desert，2011年）。
物理学家克劳迪娅·费尔泽（Claudia Felser）和斯图尔特·帕金（Stuart Parkin）是在一次应用磁力学会议上经人介绍认识的，他们当时就一见钟情。接下来，两人站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中心的外面，聊起各自的工作。但是，谈话却进行得并不顺利。
当时帕金正在寻找用来制作小型数据存储设备的材料。费尔泽便大谈自己的研究对象——哈斯勒合金（Heusler compound，一种可改变磁性强度的合金） 的种种好处。“可是他完全不感兴趣！”她大笑着说。帕金认为，这种合金听上去似乎很难与其他材料结合使用。“所以说，我当时的介绍并不成功，”费尔泽说。
不过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而随着费尔泽对哈斯勒合金的半导体特性和量子特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帕金对这种合金分子——还有费尔泽——的好奇心也不断增加。2009年底，费尔泽决定从德国的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请假一段时间，前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IBM公司，而那里正是帕金工作的地方。“我邀请她到我身边来，”帕金说。自那时起，他们便成为了情侣。“所以，我们的交往差不多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而且我们现在也仍在一起工作，”帕金说。
因科学而结缘的爱侣成千上万，费尔泽和帕金不过是其中一对罢了。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0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拥有博士学位的已婚人士中，配偶从事科学或工程相关工作的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一。而且，这一比例呈上升趋势——1993年时，这个比例仅为五分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开始雇佣科研夫妻档。2008年，对9 000名美国科研人员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夫妻同时被一家机构聘用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3%，上升到了21世纪初的13%。来自婚介约会网站PlentyOfFish的数据也显示，拥有研究生学历的用户和与自己教育水平相近的人结为伴侣的可能性，是普通用户的3倍。
合作是科研过程的关键环节，当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一对爱侣时，还会带来一些特别的优势，那就是对彼此人格和动机的深刻理解，但同时，他们也要冒着餐桌上的话题将被工作内容占去大半的风险。本文采访了4对科研爱侣，以了解他们是如何成功地将科学与生活融为一体的。
费尔泽和帕金：大洋两岸的情侣
费尔泽结束假期后，便和帕金开始了积累航空里程的日子。帕金的务实态度也感染了费尔泽。“身为一名化学家，你会想去理解键合，会想找出新的合成方法。但你不会去深思这些成果的实际应用，”她说道。如今，费尔泽开始把材料的成本和稳定性也一并考虑进去。结果，想要与她合作的公司排成了长龙。“我真的学到了另一种思考角度，”她说道。2011年，这对情侣发表了一篇论文，主要阐述了哈斯勒合金及其在自旋电子学（一门利用电场来操纵电子自旋的学科）领域的潜能。
过去几年里，费尔泽和帕金的生命中，有四分之一的时光都是共同度过的。各类会议和聚会成了他们最佳的约会方式。“人们发现我们是情侣后，就开始同时邀请我们参加各种大会。这真太棒了。”费尔泽说。
费尔泽目前是德国马普化学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她的上级们甚至在想，没准有可能说服帕金来德国工作。这两人已经在不同的大陆分居多年，而今，帕金在接受了德国马普微结构物理研究所主任一职后，终于开始安排迁居德国的事情。2014年4月，他获得了芬兰技术研究院颁发的“千年科技奖”（Millennium Technology Prize），并且计划从100万欧元（约合140万美元）的奖金中拿出一部分，在德国哈勒的河边盖一栋房子。他们在2014年12月完婚——日期就选在帕金的生日当天。这栋房子将成为他们第一处共同生活的地方。“汉莎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会很不开心的，”帕金说。
詹裕农和叶公杼：来自中国台湾的模范夫妻
詹裕农和叶公杼在两人共用的办公室里（20世纪80年代）。
叶公杼（Lily Jan）和詹裕农（Yuh-Nung Jan）两人在细胞分裂研究领域均有所建树。而且，他们两人是不可分割的。他们的每一句话，总是以“我们”或“我们的”开始。就连他俩的实验室都是合用的。他们于1967年在两人的故乡——中国台湾相识，当时两人都在攻读物理学。詹裕农刚刚拿到他的学士学位，他所在的班级组织了一次徒步登山的毕业旅行。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名比他们低一级的学生——叶公杼。她刚刚跳了一个年级，成为了詹裕农的同级同学，此时也在申请研究生院。“我猜她的同学里有很多都被她吓到了，”詹裕农说，“但我并不清楚具体情况。”
两人均获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他们当时已是情侣，但入学的头三年却分住在不同的宿舍里。他们工作后没多久，一名物理学家出身的生物学家到他们系里做了一次讲座，这次讲座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台湾时，我们从来没接触过现代生物学，”詹裕农说，“这是我们俩第一次接触这门学科。我想这个时机刚刚好，因为当时的生物学正开始变得有趣。”此外，他还半开玩笑地补充道，他们当时的物理生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所有伟大的人物都是在他们的职业生涯早期——二十来岁时，就开始做一些真正重要的工作了，而我们都已经到了那个年纪。”
一个月后，他们就双双转到了生物系，并在完成了各自的论文课题后，开始了合作。1971年，他们结婚了。婚礼是在洛杉矶法院举行的，整个仪式非常低调——总共只花了6美元：用于结婚登记和停车。接着，他们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露营和远足，就算过完了“蜜月”。
1979年，他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此前两人已有数年时间都是在同一个实验室里，研究相近的课题。所以，他们共同管理同一间实验室，对两人来说都再自然不过了。
这期间，发生过很多“厨子多了烧坏汤”的事情。“一开始，我们会坐下来，和一名博士后或学生展开讨论，可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哪两个人的想法会完全相同。”叶公杼说，“最后总是会演变成一场争吵，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学生，就只能不停地来回看我俩。”
在兴趣上，两人高度吻合，但在具体问题上的想法差异，却足以让叶公杼和詹裕农在同一个问题，也就是脑细胞的分裂方式上，站在对立的立场上。现在，他们分别管理着两间比邻而居的实验室，督导着29名研究人员，研究论文经常发表在顶级期刊上。叶公杼的研究专注于离子通道，而詹裕农则侧重于细胞形态，近期则愈来愈关注细胞功能领域的研究。
詹氏夫妇觉得，两人的伴侣关系为他们带来许多益处，远非那些普通的合作伙伴可比。“这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要比二大得多，”叶公杼说。她将两人的成功归功于“长年来始终如一的同志情谊”。而且，身边有爱人陪伴的确有许多便利之处。“因为每当你思考问题的时候，”她说，“无论你是在家还是在上班的地方，都可以更加方便地展开讨论。”詹裕农也补充道：“我们已经相伴40多年了，能够拥有她这样一位伴侣，我感到十分幸运。”
他们的关系似乎也成为了效仿的榜样。“在我们的实验室里，还有几对情侣，”叶公杼说。“不止一对，”詹裕农说道，“有些情侣在我们实验室工作期间，还生了孩子，”他说，“虽然暂时联系不到他们，但等某个时候，我们打算整理出一本相册来。”
梅斯和帕格尔：共同开创全新领域
露丝·梅斯、马克·帕格尔和他们的儿子托马斯（1994年）。
鲜有研究人员可以宣布自己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而能与自己的配偶共同取得这一成就的就更少了。但是，进化生物学家马克·帕格尔（Mark Pagel）和人类学家露丝·梅斯（Ruth Mace）确确实实做到了。他们是在人类学领域使用系统发生（phylogenies）进化树的先驱，借此来解释人类作为一种不断进化的物种，所演化出来的文化及行为。
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系，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末，两人的研究领域基本没有太多交集。梅斯研究的是动物学，帕格尔则在开发用来分析物种亲缘关系的方法。不过，两人都对进化生物学有所涉猎，并都深受其影响——在解释动物行为上，英国进化学家建立在生物适应性和自然选择上的观点是出了名的。 “我们两个人都来自进化论这座殿堂，”梅斯说。他们最初的邂逅，是在动物学系的早餐时间，这为他们提供了充裕的时间来探讨彼此的想法。“回想那个时候，”梅斯回忆道，“我们能在一个小时里喝掉无数咖啡。”
若干年后，帕格尔和梅斯共同撰写了一篇论文，利用系统发生学的方法，对人类文化进行了分析，并且论证称，正如动物学家会借助遗传学来看待物种进化一样，人类学家也可以通过语言来研究人类文化的演变。就在同一年，他们的长子出生，为两人的生命之树增添了一段新的枝桠。
虽然他们在论文和研究项目上仍然多有合作——梅斯估计，两人的工作大约有10%是合作完成的——但他们也依然保持着各自的独立研究身份。两个人在系统发生领域的工作之余，都各自拥有其他学术兴趣。但重合的工作领域也会带来一些尴尬的场面——尤其是因为他们仍然使用不同的姓氏。有时候，其中一人会被要求审查另一人的论文，或者竞争同一份拨款——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会以利益冲突为由加以拒绝。“夹在两个自古以来便争论不休的领域之间”，帕格尔对于梅斯能够和自己站在同一阵线，心怀感恩。
沃尔姆和洛策：夫妻梦之队
鲍里斯·沃尔姆和海克·洛策在马斯霍尔姆实地观测站（1998年）。
鲍里斯·沃尔姆（Boris Worm）在读海洋生态学研究生的那几年里，有时会在睡梦中解决一些难题。当他醒来后，便会把梦到的内容告诉自己的伴侣——海克·洛策 （Heike Lotze）。同为海洋生态学家的洛策，此时便会扮演起一个睡眼惺忪的应声虫的角色。“自己一个人早上醒来后，就会忘记所有的梦，但如果当时有人在你身边，你就可以马上把梦告诉她，”沃尔姆说道。
这对生态学家认为，正是这种特殊关系，为他们的早期工作奠定了基础。“一有什么新想法冒出来，我们就可以和对方分享，尽管有些想法还很粗糙，并不完善，甚至可能没什么用处，但依然会很有趣，”沃尔姆说。“我经常冒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想法，”洛策补充道，“然后，我就想把这些粗糙的想法丢给沃尔姆，让他多多少少加工一下。”
沃尔姆和洛策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人在德国攻读研究生课程时。他们的研究领域有所重叠，但工作方向却截然不同。洛策感兴趣的是人类对海洋的影响，她主要研究的是营养物污染——这被认为是海洋藻类大量繁殖的原因。她把这种关注现实问题的心态，归因于自己童年时期在农场的成长经历。照顾小牛和捆干草的生活，让她经常直面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联，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影响。沃尔姆的研究背景则更加侧重于分析，他的观点偏向理论化。做为心理学家和教育学教授的儿子，他在成长过程中，思考了很多与关系、群体有关的问题。沃尔姆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重点是生态系统中的捕食行为。“洛策的视角让我的想法触到了实地，并为它们装上了车轮，而我或许也为她提出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更具广泛意义的讨论背景，”沃尔姆说道。
他们在攻读各自的博士学位期间，始终在一起共事，甚至使用的研究场所都是同一处——位于波罗的海的马斯霍尔姆实地观测站（Maasholm field station）。“那里有一处冷战时期废弃的火箭发射场，其中一部分被我们学院改造成了实地观测站。”沃尔姆说道。由于他们两人的实验往往密切相关，在把论文提交给出版机构之前，他们不得不做一些分工方面的协商。“我们会坐下来说，那好，这部分是我的发表内容，那部分则是你的发表内容，”洛策说。
他们在2002年联合发表了第一篇重量级的论文——两人在博士课题上完成了重要合作，共同研究各类影响因素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累积效应。其后，他们也依然时常联合发表论文。
他们发表过的论文中，有一篇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篇发表于2006年的论文，是他们和一个团队合作完成的，内容是对全球鱼类资源储量的悲观预测。沃尔姆和洛策惊愕于媒体对“海鲜的末日”的关注程度；他们原本想要强调的是，人类的捕捞对那些不曾出现在人类餐桌上的海洋生物产生的连锁效应。“我们论文的侧重点和媒体上报道的完全是两码事，”洛策回忆道。那段时间里，电话铃响个不停，他们发现两个人的相互支持，在此时是多么重要。“你很了解对方正在经历着什么，”洛策说，“我是一个较为内向的人，尤其是在应对媒体时——那简直就是一场风暴，而沃尔姆就更擅长驾驭风浪。”
他们察觉到，两人不同的性格有时会让沃尔姆在两人的共同工作中，受到比洛策更多的外界关注。“沃尔姆常担任我们的首席发言人，”洛策说道，“有一段时间，我在幕后的时候更多一些。人们更多地看到沃尔姆的身影，而不是我的。”但是，洛策最终还是迈出了第一步。“我其实并不喜欢站在阴影里，我必须克服这一点，打破自己的外壳，”她说道。偶尔也会有人对他们说，他们应该对彼此的工作进行一定的区分，并且有意识地做出一些努力，不要让两个人的论文全都是联合署名的成果。
但就在2013年，这对夫妇赢得了他们的第一个联合奖项——用于表彰卓越科学成果的彼得·本奇利海洋奖（Peter Benchley Ocean Award）。“这种合作研究能得到官方认可，其实并不常见，”沃尔姆说，“能够获此殊荣，感觉实在太棒了。”
官方的认可是一方面，对洛策和沃尔姆而言，与伴侣合作的最大好处，倒不是这些现实的事情。当你付出很多努力，但最终未能拿到项目拨款时，你的爱侣会知道如何激励你，如何安慰你，控制住你的想法，避免你钻进牛角尖爬不出来。就如洛策所说：“最好的批评家，就是你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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